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那些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进步分子，解放后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少人成为党政机关中的工作骨干。广大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倾心于新政权，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国家。1950年前后，一批留居国外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李四光、华罗庚、叶笃正、程开甲、谢希德、赵忠尧、王淦昌等，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裕条件，积极返回祖国参加建设。到1952年底，有2000多名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回到祖国。

由于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不久，许多人对新的社会事物不了解、不熟悉，大都有重新学习的愿望，希望深入地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发展和变化。

按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各地先后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及各种短期训练班，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时事政策文件，开设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课程。新解放区的大批青年学生，以及许多接受旧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和教育，了解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等基本道理，开始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逐渐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打下初步基础。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向各界特别是知识界人士提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1951年9月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大作报告。29日，周恩来应邀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结合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阐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强调，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的摸索、学习、锻炼，“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周恩来的报告亲切诚恳，使到会教师深受启发和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的学者听完报告后激动地说：“总觉得周总理的报告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啊！”

随后，京津两市20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之后，教育系统普遍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赞扬了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称其为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从1951年11月下旬开始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学习运动；科技界在1952年六七月间也开展了学习运动。这样，由教育系统开始的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一次学习运动。主要通过学习有关文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举办各种报告会，组织参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展览会，或参观工厂、农村，帮助各界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站稳革命立场，解决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划清敌我界限的问题，树立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改造运动历时两年，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全国高等学校91％的教职员、80％的大学生、75％的中学教师参加了这次运动。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尽管有的做法比较粗糙，有的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这一运动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贡献力量的要求，帮助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设服务。正如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