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友侨

超市里向来人气旺盛，提篮推车购物的人流熙来攘往，水果档、肉菜档、熟食档，档档都有选购的身影。热闹中，也有少人问津者，比如卖糖的摊档。只见一排排整齐的方格子里，静静地装着红糖、白糖、黑糖、黄糖、冰糖……各种糖品应有尽有。曾给我留下美好记忆的红糖，有散装的，也有块状的，颜色或深或浅，在灯光映照下闪着金黄色诱人的光泽。细看价格，红糖一斤才四块多钱，与优质米价不相上下，让我大为感慨。

回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糖可是稀罕物，每家每户按人丁多少凭票限量供应，多买一两都不成。买回家后，母亲像藏宝一样，躲着孩童将糖藏在我们找不到、够不着的地方。我就从来不知道我们家的糖放在何处。平日里，糖就那样严严实实地藏着，就像不曾存在。只有逢年过节，要做粿了，母亲才会拿出红糖，与舂好的糯米粉拌在一起，加水揉成团，再做成各式各样香甜可口的粿品。

一年做一回的甜粿（年糕）蒸得多，用糖量最大，蒸出来的颜色和红糖一样，金黄亮堂，让人闻味饥肠辘辘，见色口水直流，却是轻易不让吃。家乡海陆丰风俗，粿品要先敬天敬地敬先人。我们家蒸的一大盘甜粿，年前蒸好切成条块，一一完成了祭拜，才切一些给嘴馋的孩子吃用。过年期间亲戚朋友来做客，则将甜粿切成薄片沾拌匀的鸡蛋水，下油锅双面煎成琥珀色，给客人当茶点。而家里最后一块甜粿，要一直留到正月二十，才切成小块与糯米一起熬成甜粥，全家美美吃一顿，宣告春节仅存的一点年货全部吃完了，甜蜜美好的味蕾遂成回忆，生活很快进入农历二月青黄不接的日子。

在那个年月的乡下，红糖一直作为营养补品备受推崇。红糖拌水、红糖熬粥、红糖煲姜、红糖煮鸡蛋、红糖炖莲藕、番薯糖水、花生糖水、冬至汤圆……一道道与糖有关的饮品、点心、菜肴，有的补气，有的治病，有的充饥，有的下饭，都是小时候母亲的味道，简单里透着田野的气息，甜蜜中烙有时代的印记，回想起满是浓浓的乡愁。

不同于母爱的无微不至，平日在田地里忙得脚不沾地的父亲，也给过我甜蜜记忆，只不过那甜蜜里伴着不堪回首的苦涩。卖了农产品，手头宽松时，父亲偶尔会带我进市集，找一家街边甜品店，给我要一碗甜粥充饥，抚慰我年少受伤的心。父亲知道，喜爱读书的我受疾病和初中辍学双重打击，前途暗淡，心比黄连苦。一毛钱一碗的甜粥，对于父亲来说，也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南塘甜粥是墟镇里一绝，它用糯米文火熬煮，像熬糖浆，熬到见粥不见水，米与粥水黏连，盛碗时在面上滴几滴香油，洒几粒芝麻，奢侈时再添几粒汤圆，满满一碗端到了我面前的小矮桌上。看着热气氤氲的甜粥，我咽着口水，拿起汤匙，将香油、芝麻和粥缓缓搅匀，吹凉，然后舀一匙轻轻送进嘴里，顷刻间，一种软糯香甜的滋味，从舌尖迅速扩充到整个口腔，再滑过喉咙，热乎乎直入肠胃，整个人顿时精神舒爽。哦，那真是人间极品，家乡至味！数十年过去，至今想起，仍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童年最难忘的集体记忆，还是全村种甘蔗的那些年。水源充沛的故乡，历来以种植水稻、番薯、花生为主，在我还是放牛娃的时候，有那么几年，村里响应号召，各生产队都把村后的旱地连片种植甘蔗。甘蔗长高、成熟后，成片成片的甘蔗林黄橙橙黑压压的，过境的风挤不进去，无路可走，只好爬上蔗梢，摇动蔗尾，让蔗叶相互磨擦，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一股股香甜的味道随风扑面而来，让路过的我们口水直流，真想一闪身躲进甘蔗林里，偷一根大快朵颐。但偷蔗一偷就是长长的一根，要比偷一两个番薯“罪责”大得多，生产队派人日夜守护看得紧，童年内心狂野的我，竟不记得自己是否有偷蔗的经历。

甘蔗砍伐后，村前村后一片繁忙，从甘蔗身上扯下的蔗叶撒了一地，平日难得一见的大货车、拖拉机穿梭往来，将大部分上好的甘蔗过秤拉走，想必是上交给了国家。小部分甘蔗则留下来由各生产队榨汁做糖。记得当时在村口的空地上临时围起一大片地，架上多部榨蔗机，套上力气大的水牛拉着机器转圈，一根根塞进滚轮的甘蔗瞬间爆破压扁成渣，一股股微黄的甘蔗汁喷涌而出，流进木槽里，滤净后倒进旁边又大又厚的铁锅，架上柴火熬成糖浆。翻滚的糖浆气味浓烈，又香又甜的味道铺天盖地撞入鼻腔，简直让人呼吸困难。熬稠的糖浆倒入模具，自然冷却凝固成型后切块保存，成为农家视之为宝的营养补品、家中之珍。

历史发展，瞬息万变。时光仅仅过去数十年，昔日一勺难求的糖，如今已是许多人谈而色变、畏而远离之物。清淡饮食，少糖，低糖，无糖，已成生活富裕者的养生共识，超市里的各类糖品成了备受冷落的商品，这是糖之殇，也是糖之幸，时代之幸，糖终于回归调味的本性，人类再也不用那么依赖某种物品去“养”自己了。而我，至今还保留适度喝蔗汁、吃甜粥的习惯，不仅仅是怀旧，更是深入骨髓的喜爱。回望远去的艰难沧桑，咋能不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