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任务、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开始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准备，容易沿用和照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了两次中央会议。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实际上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会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开展起来。

从5月下旬起，北京市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6月以后，全国各种学校和文化部门的领导系统首先受到冲击，程度不同地被迫停止工作。为控制局面、使运动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中央一线领导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并一度控制了混乱局面，但工作组随即被撤销。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严重错误的规定，提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被提及。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0月初，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并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从此，全军院校乃至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从国务院各部委到省、地（市）、县、社、队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党组织负责人被揪斗、批判。到1966年底，除野战部队以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党的组织建设陷入混乱之中。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