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确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继而又同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再次陷入严重混乱状态，政治动荡、社会不稳、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不论在地方还是军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具有普遍性，党的领导削弱，派性斗争严重。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胆略，大刀阔斧开始了全面整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文艺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对劳动模范、老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这些讲话，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掷地有声，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

在邓小平具体领导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批先后恢复工作的老同志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开始了全面整顿。在整顿中，都把整党作为中心环节，抓住整顿领导班子这个关键。

整顿铁路部门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197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对一些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撤换了一批派性严重、不停捣乱的坏头头，认真落实政策，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军队的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重点是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配备，以杜绝派性，加强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抵制了“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钢铁整顿方面，把“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作为重点要解决的问题，调整充实冶金部领导班子和一些问题较多的重点钢铁企业领导班子。国防科技领域的整顿也取得重大进展，清除各种帮派组织，恢复党的各级工作机构，有效解决了七机部两派闹派性达九年之久这个老大难问题。农业整顿，也把选好配强县、公社、大队党组织的一、二把手作为关键。

地方整顿方面，江苏省从抓铁路运输入手，由点到面，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软、懒、散”问题。省、地(市)、县委陆续起用了一批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老干部，撤换了一些靠“造反”起家和派性严重的人。随后，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提出要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既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又限期改正，到期不改的采取组织措施。

同时，中央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1975年4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等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350名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获得释放，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回到领导岗位，成为在各条战线抓整顿的骨干力量，对推动国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客观上也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

在全国政治形势比较有利的情况下，中央提出了整顿党组织的问题，决定在浙江、河南等省进行整党试点。7月初，中央派出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前往浙江，帮助省委开展整党试点工作。7月13日，浙江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7月17日，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指示要在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划清两个界限，一个是敌我界限，一个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的“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限。对于混进来的个别坏人，必须坚决清除;凡有两派的地方，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派别活动。邓小平在中央批示上加了一句十分醒目的话: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7月下旬，浙江省委按照中央决定迅速调整了领导班子，果断处理了少数几个在全省影响最大的派性头头，还确定把杭州丝联厂、杭州齿轮箱厂等8个单位作为试点单位，全省党组织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河南省在整党试点工作中，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处理，调离一批靠“造反”起家的帮派头头，下放一批帮派思想严重的干部，使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整党试点及其经验的推广，为在全国开展整党作了准备。9月中旬，根据中央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个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三个组深入贵州、吉林、宁夏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资料》，并组织力量着手代中央起草整党文件。

党的组织整顿和其他各方面整顿的深入展开，势必会触及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进而发展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随后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整顿被迫中断。

九个多月的党的组织整顿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得到明显加强，领导班子软、懒、散状况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派性斗争得到了有效抑制，打击和削弱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充实了党内与其进行斗争的力量。这为翌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实现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