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运桂

我出生于陆丰甲西北池村。在旧社会，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全村二千余人，只有两位私塾老师办的学堂，每所学堂仅有十多个学生。

我初进学堂那天，脚穿红皮木屐，母亲带着三色礼，先拜至圣先师孔夫子牌位，点上三柱香之后，我在离孔夫子牌位约两米之遥，向孔子牌位抛三粒鸡蛋，据说若三粒都正中孔子牌位，就说明此学童聪明。我三粒都抛中了，母亲很高兴，说儿子会读书。然后去见老师，行三叩首拜师礼，就成为新学童了。

私塾学堂，无设班级，也没有所谓毕业之类典礼，有的学一两年就辍学了，有想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之人，才不断学下去。

私塾的教学方法，是师生一对一面授的，今天老师教你读一段文章，明天你就在教坛前背诵给老师听，背错了，老师要用戒尺打手掌，依据错误多少打多少板，学童们知道这个规矩，背诵错了或背诵不下去，自觉伸出手掌给老师打，打的力道很轻，只是警戒意思。勤奋的学童，很少被打手掌。

初入私塾学堂，首先学习南宋王应麟著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学完《三字经》，接学《大学》，开头语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老师一般不解释课文，一味要学童背诵，对于初入学的童子，读古文，知其言，不知其意，满头雾水。接着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所谓“四书”。

我读私塾正处于抗日战争年代，兵荒马乱，又遇上1943年潮汕大饥荒，故读书生活不正常，常被中断。在这时期，也读明末程登吉著、清代学者加以补充的启蒙读本《幼学琼林》。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启蒙读本，开头几句八十多年来记忆犹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浊，下凝者为地。”还有“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等等。这种错误解释天地自然现象的言论，竟然还在启蒙二十世纪的学童。早在15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和伽利略，已把太阳和地球运转的规律说清楚了。哥白尼的日心说，驳倒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所坚持的地心说，布鲁诺还克服日心说的局限，提出宇宙无限论，太阳仅仅是太阳系的中心，还有无数恒星，这被罗马教廷视为违反天条，竟将他活活烧死于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观察到宇宙无数的天体，也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而坐牢多年。

我读私塾时间不长，读了“四书”尚未涉及“五经”等古董。回顾中国文化史，自隋朝开科取仕以来一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学而优则仕”的背景下沉浸在“四书”“五经”等古书堆中，为博取功名而拼一生，梁灏八十二岁才中状元，还成为《三字经》中勤奋励志的典型。据统计，自隋朝开科取仕至清朝光绪31年（1905年）结束科考制度，共中了551位状元，其中有成就者寥寥无几，只有文天祥永垂不朽，而他是弃文从武，领兵勤王抗元，在海丰五坡岭方饭亭被元兵俘虏，写下《过零丁洋》《正气歌》等诗篇，才流芳千古的，不是因中状元而留名。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后，打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思想禁锢，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和科学创造发明，中国知识分子仍沉迷在古书堆中。鸦片战争，7000英军远道而来打开了泱泱中国的大门，此时国人才看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等战争，中国都以失败告终，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的真正觉醒，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出了过激的“打倒孔家店”口号，把民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一起反掉。但有识之士弘扬民族精华，清除封建糟粕，并选派留学生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留学，新中国出的一批科学家，如钱学森、邓稼先、程千甲、李四光、黄旭华等等，都有留学美欧背景。妄自尊大，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落后、挨打。

促进中国向外学习的新高潮，应是改革开放之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科学的飞速发展，取得伟大成就。但有的人在成就面前居功自傲，把个别领先的科学成果无限夸大，自我膨胀，为害不浅。在科学技术上我们仍要急起直追，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把我国建成科技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从少年学古董，到老年谈现代科学，正是我人生经历的感悟，意在反对复古，呼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