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梅

近日，看完温情动人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被潮汕女性的坚韧、善良、担当、重情重义所打动。影片里平凡却闪光的女性身影，让我一次次泪眼朦胧。我不由自主想起我去逝多年的母亲黄瑞卿——一位同样生于潮汕，立于风雨、撑起整个家的坚韧女性。

曾经，汕尾市的新闻媒体曾先后报道我的父亲王会尧。父亲是百岁老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一生桃李满天下，受人尊敬。而我的母亲，却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因早年离世，一生默默无闻，无人知晓。然而，她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却是一位无人能够替代的、最坚韧而伟大的母亲。

母亲出身揭阳书香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长环境安稳优渥，人生起点与影片里的阿嬷截然不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她和无数热血的潮汕青年一样，追随我的父亲远渡重洋，下南洋谋生，辗转奔赴泰国、马来西亚等地。

父亲凭借学识与才华，在马来西亚担任数学教师，后来出任当地华人学校校长。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安稳度日、享受平和岁月，可乱世无情，战火骤至。马来西亚沦陷后，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平静的生活。父亲不愿屈服于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坚决拒绝继续担任校长，因此惨遭日军抓捕，锒铛入狱。风雨飘摇之际，所有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柔弱的肩头。

那个动荡年代，日子步步惊心、朝不保夕。为了养活孩子、支撑家庭，母亲靠着家里的小作坊磨豆浆谋生。彼时战火纷飞，天上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人心惶惶；地上，不满十岁的大儿子沿街走巷、风雨无阻送豆浆赚钱补贴家用。她一边艰难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边四处奔走、多方求助，只为争取父亲的出狱，在无边的惶恐与煎熬中苦苦支撑，熬过最黑暗的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出狱，再次担任马来西亚芙蓉中华中学校长。任职期间，父亲因同情并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于1949年初与姨妈（姨父是马共一员，已牺牲）被马来西亚当局驱逐出境。于是他带领几位热血青年抵香港投奔中共地下组织，后在揭阳大北山解放区工作。

祖国解放了，母亲——一个柔弱的女人，带着五个年纪相仿的男孩（三个儿子加上两个外甥，最大的13岁）几经辗转奔波，乘轮船在海上漂泊二十多天才回到新中国。

几经周折，母亲终于带着孩子们回到父亲身边，并且双双站上三尺讲台，成为海丰县彭湃中学的教师。本以为风雨落幕、苦尽甘来，安稳生活即将重启，命运却再次给这个家庭沉重一击。

1957年，父亲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先后被送往博罗劳改场、增城劳改场、海丰公平水库等地劳动改造。当时组织多次找母亲谈话，劝说她与右派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保全自己与子女。

那时的母亲，膝下有五个年幼的子女，最小的孩子尚且在读幼儿园。于任何人而言，离婚都是最轻松、最稳妥、最保全自己的选择。可我的母亲，偏偏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

她始终坚信，自己相伴一生的丈夫，从不是反党反人民的人，他正直坦荡、热爱教育、心怀家国。更重要的是，她舍不得抛弃这个家，舍不得让五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失去完整家庭的温暖，颠沛流离、无人依靠。

于是，她咬牙扛下了所有苦难。一人以微薄的教师工资，支撑一家六口的全部生计，清贫拮据是日常常态。比物质贫穷更难熬的，是无尽的精神折磨。作为“右派家属”，她承受着旁人的冷眼、非议与打压，背负着旁人无法想象的政治压力与精神屈辱。这份煎熬，是生活在和平安稳年代的现代人，永远无法体会、更无法承受的重量。

在那样的岁月里，母亲从未抱怨、从未退缩、从未放弃。她依旧温柔善良，用心教书育人、善待同事学生，是同事眼中谦和厚道的好同事，是学生心中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回到家中，她默默隐忍所有委屈，倾尽所有呵护子女、守住家庭，用一己之力为我们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天地。

常年的劳苦奔波、身心透支、精神重压，彻底压垮了母亲的身体。她过早地耗尽了自己，早早离开了我们。

弥留之际，她心中牵挂、放心不下的，依然是整个家、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孩子。她牵挂父亲头上尚未摘除的右派帽子，担忧前途未卜；牵挂天资聪颖、学业优异的老二、老三，遗憾这两个孩子风华正茂却只能远赴华侨农场，耽误大好前程。临终之前，万般牵挂、万般不舍，满是遗憾，未能等到云开月明、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父亲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沉冤得雪。此后我们的家庭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重返热爱的三尺讲台，深耕教育近三十年，九十岁高龄才离开教坛，一生育人无数，获得全国优秀班主任、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享誉杏坛。

母亲一生苦心孤诣、倾尽血心守护的儿女，也终不负她的期盼，个个勤学奋进、励志成才，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家中走出了大学教授、博士、硕士，传承着良好家风。

只是这一切的荣光、圆满与美好，最辛苦、最坚韧的母亲再也看不见、再也感受不到了。

然而，她，乱世守家，逆境守情，苦难守心，用瘦弱身躯扛起乱世风雨、守住家庭圆满，以一生温柔与坚韧，托举起整个家庭的未来。

世间万千赞颂，皆不足以形容母亲的伟大。而我对于母亲，也是永世感念，岁岁思念，从未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