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玉

表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裹着暑气和稻秸的燥香：大姐，稻谷晒干了，几时放假回来？回来煮新米饭。我握着手机，喉间忽然一紧，仿佛有一团热雾从胃里升起，在口腔里盘旋不散。咽了咽口水，那雾气里分明浮动着猪油渣的焦香，萝卜干的咸脆，还有新米那种莹润的、近乎透明的甜。

那是属于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的味道了。

那时，走在上学路上，两边是无边的稻田。稻苗从青嫩长到沉甸甸的黄，我们日日走过，看着，闻着，等着。稻花的香气清淡幽微，要凑近了才嗅到一丝清甜。可到了灌浆的时候，那香就浓了，厚了，饱胀在空气里，走一步，就灌你一口。暑假总是和收割连在一起的。镰刀割倒稻禾的唰唰声，打谷机轰隆隆的闷响，晒谷场上耙子划出的弧形纹路，一粒一粒，一天一天，等谷粒终于归了仓，大人们才直起腰，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母亲说，该焖新米饭了。

那是个隆重的日子。母亲会早早起来，量出比平日多上三倍的米，用河水淘了，搁在盆里养着。豆角是自家地里现摘的，饱满的豆荚在篮子里还带着晨露。南瓜也是刚熟，一刀切开，金黄色的瓤子淌出蜜似的汁。邻家的葱，拔上几根，葱白细嫩，葱叶碧青。那时配料简单，可猪油渣是少不了的。母亲把肥肉切了小块，在锅里炼得焦黄，油渣缩成小小的金疙瘩，咬一口，酥脆里“嗞”的一股浓香。萝卜干是上年秋冬晒的，咸中带甜；花生米也是自家种的，炒熟后红皮一搓，仁儿白胖胖。

灶膛里的火燃起来，铁锅烧热，猪油化开，滋啦啦作响。葱白先下，香气“轰”地爆开，炸得满屋子都是。然后是各色配料依次入锅，翻炒间，萝卜干的金，南瓜的黄，豆角的绿，花生米的白，在锅铲底下，五颜六色翻飞旋舞。新米入锅，加水，水面只浅浅没过米粒，母亲说水多了饭就烂了，没嚼头。盖上木锅盖，大火烧开，小火慢焖，灶间的热气蒸腾起来，屋梁上悬着的蛛网都跟着轻轻摇晃。

米饭将熟时，加入所有的咸香料，熄火，焖一两分钟。母亲掀开锅盖，白气猛地腾起，，然后徐徐散去，露出下面的饭来。米粒晶莹，油润发亮，配料镶嵌其中，像琥珀里凝着各色花瓣。母亲用锅铲翻炒拌匀，最后淋上一点酱油，再炒几下，那咸香便有了底色，厚墩墩。母亲先盛出许多碗来，让我和弟妹们挨家挨户送去。邻居的叔婆伯姆们也不推辞，笑眯眯接了，又递回一只盛满饭的碗，说也尝尝她家的手艺。我们抱着碗往家跑，手心里是碗底传上来的温热，身后是各户人家飘出的饭香，一家的咸，一家的淡，一家的油多，一家的葱少，整个村子都浸在这样散漫的、无遮无拦的香里。等送完了，我们五姐弟围坐在灶台边，大口扒饭，腮帮子鼓囔囔的嚼着，母亲就靠着门框看我们吃，额上还挂着汗珠，汗珠映着灶火，亮亮的。

后来我们搬到了城里，不种稻谷了。可每到收割时节，舅舅总会送新米来。母亲接了米，眼睛又发亮了，当天中午必定要炒咸香饭。我放学回家，在巷口就闻到了味道，和村里一模一样，猪油和葱花的香，混着海虾米和鱿鱼丝的鲜。那时候配料已经丰富了，五花肉要七成瘦的，切成小丁；虾米用温水泡软，鱿鱼丝剪碎，一同下锅煸出红油。菜豆切斜片，南瓜切骰子块，和米饭拌在一起，颜色愈发热闹。我推开门，母亲正往碟子里盛饭，白瓷碟，饭堆得一座宝塔似的。她照例自己不吃，坐在对面看我们吃，也不说话，眼里柔柔的，一如晒谷场上傍晚的日头。

等我大学毕业回来，县城里日益热闹起来，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大街小巷摆起了地摊，炒饭摊也多起来。晌午时分，各色炒锅在路边一字排开，火苗蹿得老高，锅里的米粒和配料随着颠勺飞起来又落回去，腾腾的热气裹着香味满街流窜。学生们攥着零钱围在摊前等，工人师傅们蹲在路边端着饭盒吃，一双竹筷，一盒炒饭，配一碗紫菜鸡蛋汤，便是一顿饱足的午饭。我的一个学生，他的母亲守着摊十来年，凭着一锅地道的海丰咸香饭，把几个孩子送入大学。她颠勺利落，烟火淬炼出的味道，和我少年时灶台的滋味别无二致。

这些年，每每回村，路过昔日的稻田，大多改种了菜蔬。表弟家还留着一亩多，年年照旧育秧、插禾、收割、晒谷。他给我装了一袋新米。回城后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焖了一锅咸香饭，配料摆了一案板，鱿鱼丝剪得细细的，还有虾米河瑶柱，豆角和南瓜也是最新鲜的。可饭盛出来，吃着总觉得少了什么。想了想，或许，少的是当年那个站在巷口，闻见香味便飞奔起来的，小小的自己。